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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发表于 2010-12-25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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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评论 | 话说曹军
——辛尘 薛龙春
80年代初，初中。学柳公权《神策军碑》，获两面日本赏牌，对书法开始产生兴趣。
87年，分配至南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工作，立志研习书法，并对书法理论产生浓厚兴趣。
89年，参加南京印社书法研习班，得黄敦先生指示津途。
90年至今，书法作品先后获“全国第四届中青展优秀作品奖”、“第七届中青展全国奖”、先后入选全国首届新人新作展、五、六、七、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四、五、六、七届中青展、全国首届楹联书法展，96年举办“江苏青年书法家实力显示展”，2003年获南京市文联“南京市文艺奖提名奖”，2006年获评“江苏省优秀青年书法篆刻家”。
从最初的兴趣爱好到立志追求是每一个书家笔墨生涯中的一个关键；而在有志于学的阶段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更是关键中的关键。曹军在志学之年，走的正是一条“学院派”的学习道路。
关于“学院派”，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解。一种专指近十五年来学院培养的书法硕士研究生群体；一种指美术院校中以书法的技术品位、形式效果为旨归训练出来的一批学生；还有一种强调书法训练过程中对传统深入、细致、持久的模拟，不论书家是否出自学院。第一种强调的是“学院派”的核心部分；第二种因倡导形式至上的训练方法暗暗将书法创作引向了现代派；第三种外延极其宽泛，它既不受学历、身份的限制，也不是纯技术主义的，它关心的是扎实的基础训练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传统深入的消化。黄敦先生在实践上主张淡化创作意识，扎扎实实地深入到传统中去，不必担心“泥古不化”，而要提防“泥今不化”；在理论上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甄别而防止扑风捉影、信口开河。应该说，他的教学思想正式我们上述的第三种“学院派”。在曹军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学院派”精神的体现。
一方面，他们对传统的切入较为深入、细致，在笔墨技巧的全面性与组织能力的熟练性上有较强的优势。曹军曾经对帖学传统进行全面的梳理，从大王《圣教序》到智永《千字文》、到颜行、苏子、老米、王孟津，他都潜心临仿。他沉湎于对帖学大家特别是米芾的精心摹仿而对自身艺术语言的建构并不十分热心。讨论曹军创作的特色，我们觉得站在一个书法陷于整个认同混乱的时代背景上是有帮助的。当下书坛，为追求展览效应，大批浅薄平庸却打扮得深沉超脱的流行书风铺天盖地、此起彼伏，使人感受到此一时彼一时也的苍凉。我们认为对时风的追逐必然滋生我们浮躁的文化心态，而与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失之交臂。因此，曹军以拟古为能事的创作努力才有了独特的价值。在目前这样一个到处充满物质诱惑的氛围下，众多的人发现学碑在尺幅声势上刺目夺人，而且还利于写出些不衫不履脱略形似的味道来，便纷纷去学碑和民间的抄经卷子、文书残纸，以追求展厅效应。而他却能沉潜下来，少安毋躁，在历代帖学大师间细细采掬，而且他对每一家的学习，都力求做的到位，做的充分，在深入细腻的劳作中，体会每一个过程带来的快乐，这不比“心为形役”、“心为物物”更具有创作的意味了吗？可以说，对名家书法的钻研乃是对清末以来帖学式微的一种主观拯救，这在流行症蔓延的当代书坛可以称得上极为机警的选择。
另一方面，由于技法的优势，往往对书法本体的研究才更为真切，从而将书法视为一门学科的意识也更为强烈。换言之，在书法研究中，他们往往能较多地看到书法作为一门学科的特殊性，而不是以常见的文艺理论来附会书法。与创作实践中的严格、踏实相一致的是，曹军在理论研究中同样保持了严谨、诚实的治学态度，这在当代书坛也是难能可贵的。在目前的理论界，年青人大多热衷于美学阐释，他们接受克罗齐“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影响，认为对过去的把握过程应当是理论的创造过程、个性的表现过程。但是由于他们对主观思想的过分强调，使得书法史已不是关于完整的过去本身，因而难免陷入极端唯心主义和当代趣味，他们的理论往往并不力图表现为事实的结果，相反，他们习惯于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因此，这一类文章的泛滥未免引起人们对空中楼阁、大言诳世的反感。曹军清醒地看到了史料的掌握对于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性。他长于考证，考证对于书法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钱玄同称其为“研究一切国故的第一步”。考证是为了确定史料，史料是书法史研究所藉以为据的素材，书法史家必须以史料进行工作。曹军近年围绕二王一脉进行了不少个案研究，如《王铎作品系年及其它有关问题》（与黄敦、周祥林合作）、《赵孟頫书法散论》、《王铎与阁帖》、《阁帖辩》、《白蕉书法研究》等。个案研究的深入使得曹军有了一个扎实的理论起点，这就已经比套用文艺理论或是用几个新鲜名词术语涂抹一番的大文章聪明许多了。
然而，这种“学院派”的学习应当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如果仅仅停留于实践上的拟古和理论上的考辨，个体的创作与理论前途都将受到钳制与扼杀。如前所述，这种“学院派”的积极意义是与时下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倘若将它置于书法史的长河中去考查，则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它的保守性来。在过去的书法历史上，无论是创作亦步亦趋于一家之范，还是理论上囿于繁琐考据都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因为它们妨害了个性的发挥乃至于将人异化为机器。曹军的创作是否仅仅是对前人僵化的仿效呢？回答是否定的。曹军的作品中往往有出手极为轻松却又具有精到入微的技法水准的佳作，如《老杜秋兴八首之一》，意态萧散，笔触恣肆，极见情性，手法却又十分到位，不失严谨端雅；再如八尺李杜诗六条屏，取法明清，气势夺人，又极为耐看，显示出其小字追踪晋唐宋元、大字取法明清的艺术追求。曹军的理论研究是否仅仅满足于史料的整理与廓清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因为曹军认识到史料本身并不能对历史作出解答，因此，在确定史料的基础上还应力求发现规律。他试图通过研究，从一些貌似陈旧的资料中推断出新鲜的结论来。如《王铎与阁帖》一文中，他不厌其烦地罗列出王铎一生各时期所临阁帖100余件，在此基础上，他对“阁帖不可学”的定论进行了反思，以王铎临摹阁帖自有其闪光的地方，从而对人们弃而不顾的阁帖乃有了更新的认识。
近年来曹军的创作与理论有了一个相当扎实的基础，这不能不归功于他一段较长时间的“学院派”方法的训练。正因为他年轻，他要走的路还很长，或许有一天他对碑学产生了兴趣并写得十分精彩与现在面目全非了，或许他也乐于写写阐释文章提出大异旧趣的见解并表现出良好的理论素养来，反正放在我们面前的路很宽，该如何走便靠曹军发挥聪明才智去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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